即將于今年年底退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日前接受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將開始感受到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帶來的“寒意”，甚至奧布斯特費爾德強調，2020年美國經濟增速放緩的程度可能比2019年還要嚴重。

奧布斯特費爾德的預判并非危言聳聽。上周，美國2年期國債收益率超過3年期和5年期國債收益率，2年期債券和10年期債券收益率之間的差距收縮至不足10個基點，短期國債收益率與長期國債收益率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首次出現“倒掛”。歷史數據顯示，收益率的倒掛往往領先于經濟衰退，其中自1950年以來，美國總共出現10次國債收益率倒掛，最終有9次出現經濟衰退。

與債市異象聯動，美股最近一段時間也隔三差五地上演大幅跳水行情，標普500指數已從52周最高點下跌了至少20%，蘋果、亞馬遜和谷歌等在內的5只科技股平均跌幅超過了20%，有的甚至超30%，總市值蒸發了近萬億美元。這種情況歷來被看成是美股轉入下跌通道的重要維度，因此，大摩等權威分析機構預計2019年美股至少會下降20%。

美股若在明年真的由牛轉熊，其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就不會只是像債市“倒掛”那樣僅僅具有預警意義，而是會真真切切地掣肘經濟前行的腳步。金融危機以來，美股持續上漲已達10年之久，美國家庭凈資產突破了100萬億美元，全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至14.55萬億美元，兩者之比高達6.87，創下歷史新高。股市的財富效應也非常強勁地傳遞到了消費，今年以來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始終維持在98以上的高位，并創出了18年以來的最高，消費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動能不斷加強。顯然，股市一旦出現轉向，持續旺盛的美國家庭消費支出勢必會出現財務性遞減，再加上連續升息產生的滯后效應(主要表現為消費成本的增升)，二者的疊加最終必然抑制消費作用于經濟的能量。

當然，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儲蓄既可以轉化為投資(S-I)，也可以轉化為消費(S-C)，因此，在美股增量財富對消費接濟不足的情況下，理應還有儲蓄形成新的功能替代。但一項新的研究發現，目前大多數美國工薪階層幾乎沒有任何經濟緩沖，58%美國人的存款不足1000美元。顯然，儲蓄轉化為消費從而形成經濟增長接續動能的經濟學假設在美國沒有多大的意義，未來一年消費伴隨著股市走軟存在著較大的概率。

其實，消費的疲弱已經出現先前信號，而且不樂觀的跡象發生在房地產這一關聯美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領域。統計數據表明，伴隨著美元利率的上升，美國國內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目前已經升至5.2%，創下八年來的新高，雖然今年國內工資收入增長了3.1%，但房價卻上升了5.5%。由于房價高企和借貸成本高企，今年以來民眾房屋購買抵押貸款申請數量下降了近14%，同時房地產企業的再融資申請數量下降幅度超過了40%以上。兩項指標顯示著房屋需求與供給端動能均有所減弱，集中表現為，美國國內新房購買人數已經出現連續一年半的減少，同時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數也跌回到了兩年前的低點。另據西北多重上市服務公司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與去年相比，今年截至目前全美單戶住宅和共管公寓的庫存同比分別飆升86%和188%，成為互聯網泡沫破裂時期以來最大規模的同比增長，同時，一項新的民意調查發現，只有13%的美國人計劃明年買一套房子。歷史經驗昭示，房地產建筑與銷售狀況往往是美國經濟是否景氣的行業風向標，而臨近2018年末房地產狀況表現如此不盡人意，意味著住房建設活動將成為2019年美國經濟前行腳步的重要拖曳。

回過頭去看，促成2018年美國經濟大幅增長的原因除了升息引起的資本“虹吸效應”外，更直接的加速器就是特朗普超大力度的減稅安排，但減稅對經濟刺激效果的邊際遞減效應必然在2019年顯示出來。據美國稅務政策中心的測算，本輪減稅對美國GDP名義規模的提升幅度在2018~2020年分別為0.8、0.7、0.5個百分點，而由于今年的減稅刺激對于明年來說又拉高了基數，因此反映到預測的增速上，就有可能大幅提升今年增速而壓低明年的增速。另一方面，與1981年、1986年以及2001年的減稅均發生在之前美國經濟出現下行和企業利潤明顯減速的歷史背景完全不同，本輪美國的減稅其實是發生在經濟復蘇以及企業利潤回升的環境中，這就意味著相比以往幾次減稅，本次減稅政策的傳導滯后周期將會更短，減稅的刺激效果會在今年更快、更多地體現出來，相應地，2019年的邊際遞減效應也就更強烈與更清晰，經濟肌體從政策創新中獲取的增量動能也就更弱。

關注減稅的邊際遞減效應的同時，更不可忽視因為減稅而引起的美國政府財政赤字的放大以及債務率的提高。理論上說，稅收就是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財富分配或者再分配手段，二者之間必然存在“蹺蹺板”關系。數據顯示，為了抵消因為減稅而帶來的政府財政收入減少，今年美國政府的發債總額達到1.338萬億美元，舉債規模創下2010年以來最高年度發債量。但借錢速度永遠比不上花錢速度。據美預算辦公室(CBO)發布的報告顯示，2018財年美國政府財政赤字較去年同期擴大17%，至7790億美元，創下六年以來的新高；同時CBO預計，2019年財政赤字將達到9730億美元，并在2020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由于美國中央政府債務占比已經接近100%，在美元持續加息后，10年期美國國債的利率超過了3%，意味著美國每年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3%以上。

動態地觀察，美國政府短期違約的可能性不高，但因為債務率與赤字率的提高在短期內對美元構成的反壓不可避免。目前包括高盛、花旗在內的所有頂級投行都一致看空美元 ，預計未來12個月內美元兌G10貨幣將下跌2%左右。而美元的下跌意味著美國國內資本可能出現逆向流動，同時抬高企業原材料采購成本以及居民消費成本，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由此大大增加。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計，2019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為2.5%，比前一個階段的預測值下降了0.2個百分點。當然，美國政府手中應當不缺少可以阻止經濟出現意外下滑的政策工具，一是美聯儲放緩加息步伐甚至停止升息，同時減少“縮表”的力度，給市場充分的喘息期；二是特朗普既定的總規模為1.7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計劃加速落地與實施，對經濟構成新的拉力；三是中美兩國貿易談判相向而行，摩擦對抗轉為合作共贏，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得到及時屏蔽；四是美國與歐盟、日本的零關稅計劃全面啟動，經濟增長獲得新的外部賦能。而對于全球經濟來說，作為“火車頭”的美國經濟如果能夠保持平穩態勢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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